想像力是一种社会结构。没有社会结构这个庞大的体系，想像力绝不会在个体身上发生。
“但目前，却有迹象表明，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正被成为次要的要素……”实际上，离此推论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但结果是这一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尤其是它也没有迹象表明可以用过往的时间来充分论证这一判断。
我为什么要每天被诗所困惑——尤其是渴望写出一首“好”诗？我对好诗的追求是什么？这种对一首杰出的诗的追求其实是庸俗的，尤其是流俗的，他和一个台下的听众渴望跻身到台上去发言一样基于同一心理机制，和当今体制内的向上爬的冲动并无二样。所以，我决定，我以后对诗的追求将是——写一首坏诗，或者干脆说一首拙劣的诗。有的诗人的欲望是用他的诗来深入生活或者这个世界的内部，有的诗人用诗来揭示真相，另一些诗人的欲望是深入美与语言的深处，还有的诗人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对立面——即自由，更有一部分诗人用诗说出了生存的全部奥妙所在，但是我发现我确实不在此列。这是我意识到的个人的全部危机所在，所以我把自己关于诗的目标稍做了修改：追求写一首坏诗。
一首坏诗才是对我个人性的（而非社会性）最大的反叛。
但是这随之会产生一个严峻的问题：我如何遵循诗的审美规范？要想在这方面完全抛弃有关诗的法则是绝不可能的，这很明显，它与诗的想像力有关。除非突破这一障碍，具备真正的诗的想像力，我个人的这首坏诗才有出现的可能。因此，这个反叛也事关哲学与信仰的层面。写一首坏诗——比写一首好诗并不会显得容易丝毫。问题是，它们也许是一个结构上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我是谬误丛生的灌木，我绝不会因为追求唯一的正确性而把这丛灌木放一把火烧掉了事。我深知自己的偏颇，也知道它们产生的根源，但是，我打算听任它们的生长，因为这是一个充满谬误与偏见的人唯一的权力所在。
诗是无所不在的阳光——是一种平等的照耀么？还是诗是寂寥的、隐秘的星光，需要发现它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冷冽的光芒？如果是前者，那么所有人都在它的照耀之下，但是这与事实相悖——实际上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诗，甚至不需要它的人才更合乎这个时代的风尚。那么它是后者？——但这和诗的本质相悖。从这一双重的悖论出发，我突然意识到：诗不等同于光芒，也不等同于黑暗。我把诗定义为：诗是对想像力的最为纯粹的追求。首先，要有对诗的追求，才有诗的本质。其次，这种追求的本身也许是黑暗的，也许是光明的。正如有的艺术家从事艺术的动机是为了进入这个社会，而另外一些艺术家从事艺术的动机是为了逃离这个社会。这虽然不是同一个方向的运动，但是这两中截然相反的运动并无高下之分——当然仅仅是以艺术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
同理，有时候我感到悲观、卑下、绝望，但这对一首诗的质量并无多大影响，这绝不会因此成就一首杰出的诗，也不会把一首弄得更糟——如同我们所认同的那样，甚至，它与我的心智也绝无无关系。如果一首诗不包涵对诗的想像力的纯粹追求，一首诗就不可能有存在的根基。它就会等同于一般的语言对流俗的回应或者是人的故作姿态。
这种故作姿态实际是我们固有的天性，我们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故作姿态，却要假借诗的名义来出现，还要把它弄得优雅、深沉、审美，这和一个政客所持的高见毫无分别——当然在中国没有政客，只有官僚，不是体制上的官僚就是文化上官僚，或者一种官僚化的意识，但是都同出一辙。这也是我区分当下诗歌的一个标准：因为它不包涵任何纯粹的想像力， 而是一种审美化的包装。这另我想起美国人的那篇《论恶俗》的长文。实际上，确实存在这种恶俗化的诗歌：看上去优雅、深沉、审美、现实、或者反现实化——它甚至包涵有一部分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它以诗的审美来出现——就称得上诗的恶俗。
诗人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对种恶俗的诗有清醒的认识、判别能力。但是悲哀的是我们都在追求这样一首恶俗的诗，因为它看上去像一辆豪华的宝马牌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