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刻：即我们是下流的、荒唐的、懦弱的、肮脏的时刻。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给你陈述机会的人，我们多半会选择避开这些尴尬的局面，也就是说，实际上每当我们充满了陈述的欲望的时候，我们的正义感会随之上升，即使谈相同的题材，这些谈资往往会自动变得模糊，甚至化身为另一种形象的镜面出现在两个人的对话之中，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但我可以保证自己确实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我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即我不再把这种状况的出现的症结与源头完全归结于自我，我把这归结于自我的社会化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这种“下流、荒唐、懦弱、肮脏”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品质，而是整个社会化的品质。这看上去是在推卸与发散责任，但为什么不可以呢？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这也许是解决难题的一招妙着。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面临的语言的普遍的境遇。如果我们要发出自我的声音，必须在言语与世界的复杂关系里找到可以锲入的切入点，普通的交流语言其实已经经过了无穷的社会化的心理过滤机制，当我们脱口而出、热烈交流的时刻，我们往往回避了无限的“羞于启齿”的时分，也就是说，我们过滤了诸多的上帝沉默的时刻，这种过滤的机制即潜意识的巨大功能之一，也是社会赋予我们的人性自动高尚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而艺术语言——诗的语言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瓦解这一机制的重任。即万能的上帝为什么要在人的渺小的肉体里保持沉默而又赋予人言语的功能，似乎人生来就是为了辩护自我而存在，而非存在而存在，在这种自我辩护的过程里，人才意识到肉体与精神相联系。再设想一种状况:如果人的精神仅仅只有下意识相联系，那么人的状况将是多么可怕啊。可是，社会化的结果却足以摆脱这一困境，它把局面完全扭转过来了，因为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下意识的，但是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完全显性的，它承担起这一功能：把人性丑恶、自私、懦弱的部分在镜子里的镜子里反复呈现从而成功回避人性的这一部分并发展为日常言语被人熟练地使用。因此，人在语言的境遇里面临两条巨大的河流成为一种可能。于是，诗的语言产生了，而且成为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即它将承担起阐释上帝为什么在人类千奇百怪的命运面前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是说，在人的存在里，存在一种必须由诗来道破的小秘密。它能说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羞于启齿”的那一部分，并且成为一种必须说出来的一部分，从而再一次完善人的道德机制并参与到日常语言的建设中来。这一过程确实再一次陷入诡异的路途，但是谁说这又是不可能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