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意识让意识第一次有机会接近理性的领域，在此之前——即在诗的意识落在人的身上之前，人的意识停留在单纯的人的行为经验范畴里面，而理性只有经诗的意识才能真正跨越人类经验的范畴，从而目睹到理性的真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诗的意识引领了历史的进程。而历史是人类理性在时间范畴内得以展开的程度，因而在诗的层面，它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经验的跨越这一具体的行为，而非理性本身。从而可以见出诗与理性的微妙关系。
对存在的感受力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而所谓现代性就是消除这种最原初的感受力。我基本上不信任“现代性”这个术语。好在唐朝的诗人从来没有“现代性”这个概念，如果从王勃开始就使用“现代性”，现代性才薇为壮观。
现代性——它是实在，又是荒诞。
这些概念的陷阱是诗人自己发明的么？伟大的诗人就是既拆除障碍，同时又不断制造出障碍。
所有人都有权力信赖经验的范畴，但如果诗人也仅仅停留在对经验范畴的信赖层面——将是这个诗人个人的悲哀。而我大多数作品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但是除拉金之外，还有诗人有过类似的强烈的体验么？例如我最近最喜欢的狄金森是如何在个人的经验范畴里面跨越想像力的无穷高度的呢？她和世界甚至与她没有期望的未知世界是如何建立起隐秘的联系？她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既没有强调个性，也没有摒弃个性。
一切个人性的经验都是财富或者贫困所赐予，但人类作为一个类群体——又稍稍与此有一点差别，这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人性。
和朋友聊到诗，他说：诗歌是纯粹作为第三者在发出声音。他的意思也是说，在同一首诗里，诗人——创造者——其实也在聆听这个第三者的声音。问题是诗人是否能听清楚这个第三者究竟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这令我想起古代的怨妇诗，第三者的理论足以阐释这类诗歌的创作机制。
有理论说：诗人是最没有诗性的人。这表明，诗性不见得是人身上最美好的属性。也可以这样理解，想像力创造了诗，但想像力并不会生产诗人。
如果把狄金森与和他同时代的惠特曼做比较来考量诗所依赖的时代、环境、现实、主体与诗的关系一定会产生最有趣的诗学问题，这样的评论家是否会碰到平生最大的难题——是否会令评论陷入抓狂的境地？我相信这样的专论文章一定已经有过，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而已。但是我打算至少思量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最低限度可以解决评论家自说自话、无视美学规律的陋习。
一首诗的功能不在于接近真理，而在于感知距离真理的长度。例如一首诗距离真理一百米是一首好诗，但即使距离真理只有一米也不过是一首好诗。而测量诗人的准绳却完全不同，很显然，距离真理越近的诗人名望越大，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这也是评价当今诗人最重要的一个参数之一。当然——这和诗无关。
阅读诗，有时候会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诗表现的世界与这个社会所表现出的世界所显示出的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才是理解诗歌的枢纽——而不是二者所各自侧重的题材和内容。因此以诗性来检验社会性是诗的眼光，但是如此相反，以社会性来检验诗性也是诗的眼光。
古体诗是我们所有人对童年的一种公共的记忆，一种仅余童年形式的记忆，因此它才是无尽的宝藏所在。对形式的记忆是迄今最为丰富、无限和最富有开拓性的记忆。而对现代诗的记忆——显得如此之短——能令我们想起我们的长兄不尽完美的人生，这种记忆里面包涵更多的内容上的东西，往往更多依赖于人生相似的参数的大小——否则这种记忆就会被自动地排斥，而这在关于形式的记忆中却是绝无仅有的。
辛波斯卡认为“没有什么主题是不富诗意的，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可入诗的。”这是一种相对论么？辛波斯卡为此遇到过多大的——感性与理性相混淆的困境？我相信她在这方面的实践并非成功的典范。但是好在辛波斯卡并不计较我这种毫无根据的怀疑，因为她早就有所警惕——“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虽然我的提包里并没有随身携带计算器之类东西。
诗对自身的克服就是允许绝大多数人对它无尽的怀疑。无论你是诗人、学者、化学家、摊贩、流浪者和门外汉——它都一视同仁的允许你合法地怀疑诗的本身。实际上在诗的内部，就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相互颠覆的。所以，当你发觉一种诗歌派别的反面出现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被颠覆的反面一定比被颠覆的要更加审美化和艺术化，更不要以为被颠覆的反面比被颠覆者更要接近真理的本身——向前进了一步。它从长远来看，并非一个诗的派别对另一个诗的派别的胜利。因为这不过是诗的形式本身的一种自我运动的方式。
一首杰出的诗的主体最终会成为创造这首诗的诗人的对手，而诗的主体会最终胜过他的主人。因为诗最后会证明：它在形式上所表达的东西连创造它的诗人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因此，谁说一首诗的最伟大的阐释者会是作者本人呢？这关乎经典的生成，实际上它也参与了诗歌的创造。
诗的本身包涵它自身的理性的运动。这也是诗的理性方面，他和诗人的感性无关。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以往一切形式运动的最终结果么？感性创造出形式，但形式的经典化却要依靠理性来完成。因此，看上去，时代是这种经典化的最终结局。
从对诗性的纯粹的立场来看，对诗的肯定性的赞美并不如对诗的否定来得更有力量。前者可能多半处来源于私心，而后者更接近诗的初衷。
一首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的记忆，而非个人的。口语诗似乎是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反叛，因为它依赖随机的口语化特征，口语生成诗歌。但口语本身就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尤其是口语的审美部分。历史的记忆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想像。
诗至少生成了未来的症候，但归根结底，她它还是一种历史的记忆，一种想像化的历史记忆。诗生成的理性与感性在此各露其端倪。
每一个诗人都是自我主义者，这是对诗人的一般性的总结。
对诗的最有力的反叛就是写小说——而不是写诗。但是如果他不写小说，也不写诗，就是与诗无关。所以不构成诗的对象。
诗赞美过早晨、傍晚、晚上、子夜甚至更后的时间段，但很少有诗赞美过中午，即十二点到十四点这个时间段，这是个颇令人费解的现象。难道这段时间是诗人午睡的时刻么？所以诗的时间是需要进一步阐发的一个诗学概念。诗的形式具有时间性么？还是诗的形式有能力摒弃了时间的概念。
十二点到十四点，这是诗的真空地带？这个时间具备怎样的诗学性质？
当代诗人个性中最大的缺陷在于：有关诗的未知的领域一概用戏谑来处理。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对未知的东西拿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